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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文化

2020-08-28 15:03:33 浏览:

《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常道将驳斥世俗“蜀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之说,以为“汉末祝元灵性滑稽,聊著翰墨”。常氏是主张先秦时蜀已有文学,文翁之前,蜀已知书。吾友徐仁甫著论《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辨》,据《司马相如传》“: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疾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又据《文翁传》“景帝末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他说:“可见文翁尚未到蜀,相如早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遣的是郡县小吏,绝不是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现在弄清楚了史实,司马相如是在文翁之前。那么四川为甚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见1959年6月21日《四川日报》)徐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他提出蜀为甚么会产生司马相如这一问题,也是应该有解释的。《常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项羽本纪》说“:秦之迁人皆居蜀。”这些豪侠迁人,很有讨论的意义。《货殖列传》说“: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平准书》说“: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所迁的不轨之民,豪侠之徒,正是卓氏、程郑一流工商业者。迁罪人的事例就更多。《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史记·吕不韦列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又始皇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始皇本纪》“:不韦死,其舍人临者,六百石以上夺爵,迁。

巴蜀的文化

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这种被迁的舍人,其中知识分子就很不少。《吕不韦列传》“: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李斯列传》“:斯乃求为吕不韦舍人。”《始皇本纪》说: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此等史料,都可以看出迁蜀之多。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知识分子,在被迁之列者当然不少。迁蜀的工商业者,既然提高了巴蜀的经济,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会提高巴蜀的文化。这或者可以解释徐先生提出的四川为甚么会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杰出人物的问题。文翁遣张叔等京师受业,《汉书》说:“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蜀地学者比齐、鲁焉。”如果巴蜀前此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短短时期之间就比于齐、鲁,是不可想象的。如以蜀郡之学始于文翁,则巴、汉二郡亦多文学,又是哪一位太守倡导的呢?

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享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个《地理志》当然不是班固的《志》,可能是华峤各家中的一种。既说颇与华同,也就是略有不同。蜀在汉代谓之南夷,它的语言和中原到底不同到甚么程度?如果根本别是一种语言,就无从“颇与华同”。在秦灭蜀后百余年间,旧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消灭,而新的文学又得到了高度发展,能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文学家,是很可注意的。即如今天西南许多兄弟民族,如么些,如彝族等,在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统治下,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依然保存,若在古代,恐怕民族融合更要缓慢得多,不能在百余年间就消灭到无踪无影。《蛮书》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犀谓之矣,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山谓之和。”如此不过二十余条。同书又说蒙舍“自言本永昌沙壶(《后汉书》作壹,《常志》作壶)之源也”。蒙舍是南诏的统治者,它的语言音读,还无大异,只是名物与汉有些不同。

它是哀牢夷之后,可能哀牢夷也同是汉语系统,其余滇僰也可能是汉语系统。《蛮书》“乌蛮言语不通”,这是另一种民族,至今还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字。可见巴蜀言语应与华同,只是方言的差别。孟子曾说,楚大夫欲其子说齐语,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可见南北语言距离之远,学习如此困难,孟子就指楚为“南蛮舌之人”,但齐、楚还是同文字的。蜀既与华同,也就是颇相接近。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楚人能和巴歌,必须巴与楚是同一语言才有可能。楚和中原同文,这是从铜器可以证明的,可见巴和中原语言也是相同。又从《说文》的“氏”字看,许慎说:“巴蜀名山岸胁之(堆)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可见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而很早的字。从氏的字也很多,说明它是中原远古文字中的一个字,也就说明,巴蜀和中原文字是相同的。从《蜀王本纪》和《常志》所记叙来看,“蜀先称王”的“王”字“,杜宇称帝”的“帝”字,“先祀杜主”的“主”字“,庙称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名词,“五妇山”这个名词(古代地名译音的多,如孟诸、彭蠡之类)“,五丁”更是蜀长时期所见的名词,“以酒曰醴”的“醴”字,都显然是华文华语,意义是一致的。“乐曰荆人”可说是方言,也许乐是由荆人传来的。可见“言语颇与华同”的说法是极为正确的。

而且,蜀先祀杜主,《史记·封禅书》说“:雍菅庙亦有杜主。”蜀很早就祀五帝,而《封禅书》所说“雍有四畤”,是秦宣公作密畤祠青帝,灵公作上畤祠黄帝,下畤祠炎帝,献公作畦畤祠白帝。汉兴,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乃待我而具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蜀在开明九世(《张衡传·注》引《蜀本纪》作五世)已祀五帝,而秦始终只有四畤,到汉才具五畤。蜀祀杜主,就更早于秦。这就不仅是巴蜀与中原同语同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先出现于蜀,而后来才渐次影响于秦。《蜀志》说蜀有傅、相、太子,又说“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足见蜀的官职亦与华同。常道将是东晋时人,去古未远,他极力反对“蜀未知书”的说法,至引“彭祖生蜀,为殷太史”为证。也可见蜀和中原语文同否,他认为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假如蜀是别种语文,他不会一点影子也不知道。又如裴骃在《史记·孟荀列传·集解》引用刘向《别录》说:“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逃亡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尸佼逃蜀,能在蜀著书,这必须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如蜀人不尊重他、不了解他,他著书就不能得到蜀人的支持。他死后葬蜀,他的书也必定是蜀人为他传下来,这绝不是在一个文化毫无关联而又落后的地区所能实现的,必然是要懂得尸佼的文字和学问,才能这样做。裴骃、刘向都是第一流学者,所称述的这件事当然可信。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臣君子》二篇,班注云:“蜀人。”次有《郑长者》一篇,班注云“: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张澍说“臣”是姓“,君子”是尊敬之称。这说明六国时蜀人臣君子远在韩子之前已有著述,并传于汉代,书在道家,这可能是严君平学术的来源。《志》于兵家阴阳有《苌弘》十五篇,注云“周史”。《志》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这可说是洛下闳一派学术的来源。先秦时蜀人有著述,存于汉代,其学仍传于蜀中。《山海经》的《海内经》四篇和《大荒经》五篇,我认为是巴蜀的作品(别有详论),这就可知更远在西周时期,巴蜀已早有著述了。从这几件事看,可知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可能还不到齐、楚不同的那种程度。如果巴蜀语言和中原根本不同,也如像么些、彝族语言那样和汉语不同,就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这种语言也不可能在蜀灭之后百余年间,到汉代就消灭得毫无踪迹。故扬雄《方言》记“: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裂帛为衣曰摫”;又“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又“跻,登也。……梁、益之间曰,或曰跂”;又“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其所爱曰伟”“;梁、益之间,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像这样一些异同,和“南楚江湘之间”“,东齐海岱之间”不同的方言是一例的。齐人说美大为登来(《公羊传》隐五年),楚人谓虎为于菟(《左传》宣四年),这都不害其与中原是同一语言。许慎说: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说文解字·序》)班固认为“篆体复颇异”,他又说: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急就篇》、《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则颇有出矣”。这里反映诸字书的文字都从《仓颉篇》来,但《凡将篇》虽同出《仓颉篇》,却别有些蜀地的新字,出《仓颉篇》之外,这正表示蜀文字和中原是一致的,而又有部分新字。这部分新字,也表示是同一系统的,而非根本是别种文字。

文字总是“孳乳浸多”的,《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到许慎作《说文》是九千三百五十字,就是这个道理。形体音读的差异,和新字的增加,在不同的区域,应该是有所不同。但新字必然是从旧字来的。今天广东人的木鱼书,就是这种情况,但不能不说它同是汉字。巴蜀与中原应该同是一种语言,只是有部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新字,在当时有些突出。正因为对这种文化有深厚的基础,才可能有很多的新字出来。既然同是一种文字,所以扬雄才能采以作《训纂》和《方言》二书。巴蜀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为迅速发展高度文化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成都平原出土许多铜器,彭县濛阳镇也出土多件,可能是西周古物。器形和中原文物相同,显然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谁也不曾反对。至于巴,更是周人所封的姬姓之国。周代封国,同时要带去一些周人,周文化能广泛地扩大,就在于此(别有专论),不可能姬姓的巴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都忘掉了。巴自然受楚的深刻影响,但楚和周还是同文。在研究巴蜀文化时,这些条件是应该考虑到的。

《蜀王本纪》说:蜀古“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常道将极力反对这种意见,却是不必。古代的人民都是从不晓文字到后来才晓文字的,只是要问是甚么时间不晓文字。常氏反对“文翁始知书学”这一说,却很重要。但是常氏叙述文翁的事,不免错误。如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从《汉书·文翁传》看,他是“景帝末为蜀郡守。……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常志》不依据《汉书》,把文翁的时代大大提前了。这可能是秦宓、陈寿以来就弄错了的,《常志》依据这些传记,因此未能依据《汉书》。他序蜀郡先贤,是以品德为次第,把司马相如列在张宽(即张叔)之后,这自然别有他的意思,但前一错误是必须指出的。又如《常志》说“:遣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汉置五经博士是在武帝建元五年,张叔等诣博士受经必在建元五年以后“。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应该是在元光、元朔年间的事了。既在武帝时仍为蜀守,说文翁在文帝末年已为蜀守,前后历三十年,这就绝不可能了。景帝时,鲁、齐、韩三家《诗》早在博士。《儒林传》说:“初,《书》唯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可以说就是这七经。不过七经总是东汉人语。把张宽东受业的时间确定,司马相如和文翁时间先后就更易明了。《史记》本传说“: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景帝不好辞赋”,说明相如当是早就擅长辞赋,只是不为景帝所重。

从《梁孝王传》看,孝王大治宫室,招延四方游士邹阳之属,是在吴、楚七国乱后。“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是在景帝七年,相如客游梁应在此时,梁孝王是景帝中元六年卒,知相如就在此时从客游而还蜀了。文翁守蜀,或即在此时,或更在后,才可说是景帝末年。相如本传说作《子虚赋》“,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本纪》“发巴、蜀治南夷道”,事在元光五年。本传说:“相如还报,唐蒙……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他就在此时著书《难蜀父老》,说“:汉兴七十有八载。”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上推到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是七十八年。这时相如为郎已数岁,这是相如第二次宦游京师。从建元五年到元光五年,中间不过六年,司马相如在京师早已是卓著的大文学家,为郎已数年。张叔诣京师受业,至早也就是在这数年间。景帝七年以前,相如已作武骑常侍,从此年到建元五年,中间是十四年,相如已经宦游京师了,当然不可能文翁遣相如东受业。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是元朔五年,张叔东受业也可能在此时,那就更在建元五年以后十三年了。常道将反对由“文翁始知书学”的说法,而搞错了遣张叔和文翁为蜀守之年,这和研究文翁以前蜀的文化有关,所以再附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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