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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史迹

2020-08-28 15:02:08 浏览:

春秋时也有少量关于巴国的记载,如《左传》桓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楚及巴师围鄾”。后又与楚伐申“,楚惊巴师”。庄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巴人因之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哀十八年“,巴人伐楚,败巴师于鄾。”鄾、邓、申都在楚的北境,巴人常常在北方和楚交涉,这是可以理解的。《常志》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酆都),后治阆中。”春秋时巴、楚有关的事既多在北境,可能当时是都在阆中。今天的奉节是春秋庸国的鱼邑,可能在灭庸以后,巴才南迁江州(今巴县)。房州和鱼邑都是庸国的土地,后来都是巴国的土地。巴成为大国应在灭庸以后,是很显然的。这类事件在北境,和《商君列传》赵良说:百里奚相秦“,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同是北境的事,这是很可注意的。百里奚相秦在穆公五年,说“:百里奚年已七十余”,赵良说百里奚“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一救荆国之祸”,事皆在穆公早期。奚于穆公三十三卒,可证巴人致贡应在鲁僖公时,这也是巴早期的事。《常志》卷十二载巴郡士女,前汉十三人,其十二皆阆中人,后汉以下始见江州、垫江各县人物,可见巴郡文化发达最早期之地是阆中,武王封宗姬于巴自应在阆中。

《常志》叙秦灭巴、蜀后说: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秦、汉的汉中郡原有古时巴的土地,不仅仅是蜀的土地。自然巴和申、邓、鄾、秦的关系要多一些,这些都应该是从陆路交通。至于巴人伐那处,在南郡编县,阎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华容,大败于津在江陵,巴也从南境和楚有交涉。这时的夔峡属于庸,当时的秭归也还有与楚同祖的夔子(楚灭夔在僖二十六年),巴是否可以从水道伐楚也成疑问。《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为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可见楚的巫郡,原是巴国的土地。《晋书·地理志》说“秦取楚巫郡地为黔中郡”,汉高祖“改黔中为武陵郡”。本来武字就与巫字相通。《汉志》武陵郡的无阳县有无水。洪北江《贵州水道考·无水考》说:无阳三国吴时作?阳,晋、宋志作舞阳,水亦作?与舞,唐名武溪,又曰巫溪,置巫州“,盖口音轻重,字亦随音而改”。可见这个无字在地名上有时作?、作舞,也作巫、作武。秦把巫郡合并于黔中,汉把黔中改为武陵,用武字代巫字,这是有依据的。施州、武陵既都是巴境,《后汉书》说这里有佷山,有扞关。《夷水注》说“: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主巴。”也可见巴、楚之间有陆道的扞关,不仅水道才有扞关。《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又“自佷山通武陵”。从刘备攻吴的路来看,也可想见巴人攻楚的路。

《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楚世家·正义》又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巴和秦、楚三国灭庸的时候,已不见卢,可见卢的地方后来并入于庸。三国灭庸,庸的地方自然一部并入于巴。《常志》说宕渠有卢城,是古卢国。卢的西境在宕渠,东境在房陵,翻过巴岭,必然有它的交通线。庸的东境在郧阳,西境在奉节,也是越过巴岭的。庸既有卢地,可能和卢越巴岭的路是相同的。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使张郃督诸军徇三巴,进军宕渠,巴西太守张飞与郃相拒五十余日,飞击郃,大破之,郃走还南郑。《水经·沔水注》“:汎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汎口,即是水所出也。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中。”《寰宇记·校勘记》说“:筑水自房陵自榖城入沔,张飞取道巴西,无缘相拒于榖城”(按《寰宇记》引“汎”作“筑”)。”《先主传》说“: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瓦”即《水经注》之“汎”)。”《张飞传》说:张郃“进军宕渠蒙头、荡石(《常志》飞等进军蒙头,邀郃战于阳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与地纪胜》卷一六二说“:八濛山在流江县东北,……《三国志》张郃自汉中(原误汉州)进军宕渠,……飞遂破郃,巴土获安。”把张郃进军的路说在流江,与《水经注》不同,但此说最有理。《张郃传》说“: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进军宕渠。”《魏武帝纪》说“: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郃进军宕渠,如偏在北,就和巴东无关。必在流江,今渠县,才能降巴东、巴西两郡。这也正是计划中四川通襄阳、信阳铁路所经的道路。有关地方志说渠县有勒石“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皆说是“飞所自题”(见《蜀中名胜记》卷二八、《方舆纪要》卷六八)。这是越过巴岭最合理的路,卢、庸建国时东西的主要交通可能就在这里,古时巴国通汉中也应该在此一道。汉中、房州一带以至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境土,这说明古巴国疆域之大,绝不是为大巴山所范围,就必然要有越过大巴山的道路。其他如米仓道,也是古来巴中、汉中的交通要路。《舆地纪胜》卷一八七说“:近者开禧(吴)逆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多由米仓以东归,此正趋荆襄之路。”由巴入汉中的道路,米仓道在宋代仍然是很重要的。

关于巴事的记载,是春秋时稍多,战国时就很少。关于蜀的记载,战国时稍多一些。《常志》说“卢帝攻秦至雍”,不知确在何年。从开明氏十二世而亡计算,上推卢帝是十一世。从秦惠王灭蜀上推到悼公是十一世,厉公是十世,躁公是九世。《秦本纪》载:孝公下令国中曰“: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躁公二年,南郑反,义渠来伐至渭南。可见秦在此时期并不强盛,卢帝攻秦至雍是可能的。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躁公二年南郑反,可见这一时期是秦、蜀多事之秋。惠公十三年,《六国年表》说“蜀取南郑”,《秦本纪》说“伐蜀取南郑”,《史记》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应该是《秦本纪》错了。《常志》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知惠王以前,蜀早有褒汉之地。太史公说:“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秦楚之际月表》)“,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六国年表》)。秦失南郑,必然在献公之前。惠公后仅隔出子二年就是献公,如依《秦本纪》说惠公十三年取南郑,就找不到秦失南郑的时候,自然要从《六国年表》才对。《秦本纪》惠文王元年蜀人来朝,此为周显王三十二年,《常志》作“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这是《常志》的文字之误。

从秦、蜀争南郑经六十五年而南郑为蜀所有,且兼有武都之地。自蜀有南郑,经七十一年而蜀亡于秦。秦惠王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常志》说“: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可见开明开国的二、三代间,北攻秦,南攻青衣,蜀在此时就开始扩张,渐成为大国。秦惠公十三年蜀伐秦取南郑,是周安王的十五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楚世家》),是周安王二十五年。这十年之间,北伐秦,东伐楚,可见这是蜀最强盛的时候。《常志》说:“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这里所说蜀的疆域,不应该是武王时蜀的疆域,而是蜀有南郑以后的疆域。汉中的褒城是古褒国,幽王时还存在的。幽王既败,郑人南迁,始有南郑之名。蜀不可能早在周初就有南郑地区。如西周初年蜀已有汉中,此时关中之地为周王畿,就应该说“北与周分”。秦在西周孝王时代,始封非子邑之秦为附庸。到东周之初,《史记·秦本纪》说“: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北与秦分,应在秦穆公前后,而不得在周初。蜀伐青衣“,雄张僚僰”以前,也不可能“南接于越,西奄峨?”。这都是常氏用材料不审慎,真贻误后人不少。

《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正义》说“: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也。”蜀何以那样远越过巴境来伐楚,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左传》庄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在今宜都。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在今枝江。所以昭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应该是濮在大江,即是枝江。显然可见楚的西界在宜都、松滋,至于枝江就不是楚地了。就可看出在此以西,是后来巴的土地,也就是巫郡的东界。巴在四川的土地(巴中),就是百濮的土地,到濮入荆,从汉入江,巴后来也有汉水区域的濮地。枝江是濮,巴也可能后来取得枝江。从楚肃王四年到秦孝公元年,中间仅隔十六年。《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肃王卒,宣王立,和秦献公同时。《楚世家》说:此时“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这段时间既齐、秦、三晋都强,所以楚不能向北发展。肃王之前是悼王,《史记·蔡泽列传》说:吴起事悼王“,南收扬越”,《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可见悼王以后楚是向西南发展的。《楚世家》说:惠王十六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在此以后楚灭蔡、灭杞、灭莒。这段时间越为强国,楚是不能向东北发展的。吴起相悼王以来,楚就向西南发展,因之南有巴黔中。就说明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期,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周安王十五年,蜀伐秦,取南郑。安王二十五年,蜀伐楚,取兹方。十年之间,东伐楚,北伐秦,这应该是蜀最强大的时候。把楚在不同时间的侵略方向搞明白,对蜀伐楚兹方的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此时(周安王二十五年)起,到秦灭巴蜀(周慎王五年)这六十年间,楚对巴、蜀的威胁稍稍解除,于是“巴与蜀雠”(《蜀志》)“,世战争”(《巴志》),各来“告急于秦”(《张仪列传》),秦一举遂灭巴、蜀。巴、蜀都是由小部落扩张起来,在它们联合抗楚的时间,可能两部的扩张还没有到彼此接触。到它们境土相接的时候,便自然要发生冲突,而都去向秦求援,为秦人造成吞并的机会。它们之发展渐成为两大盟主,也不过是春秋战国时间的事。《楚世家》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兵攻秦”。秦灭巴、蜀在怀王十三年,是秦兵不能东出,于是转向西南,遂灭了巴、蜀。

秦灭蜀后,三封蜀侯,三个蜀侯又都被杀,这事最是可疑。在《史记》一书内,本纪和年表、列传叙说此事既简略,又处处矛盾颠倒,可能是司马迁原来就把这事没有弄清楚。常氏纂《华阳国志》,依《史记》来写,又略增加了些如《蜀本纪》之类的材料,但把秦封蜀侯的事还是说不清楚。《史记》本书的矛盾原来即太多,如《秦本纪》说惠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六国年表》作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常志》作“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蜀王本纪》作“封公子通为蜀侯”。赧王元年,于《年表》为惠王十一年,与《本纪》合。应是《年表》误后一年。《本纪》惠王十四年“相壮杀蜀侯来降”。是年惠王卒,武王立,元年“诛蜀相壮”,《年表》同。但在《史记·甘茂列传》说“:惠王卒,武王立,……蜀侯煇、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杀相壮是在此年,是甘茂的事,杀蜀侯煇在《本纪》和《年表》都是昭王时,不是甘茂的事。《常志》说赧王“七年封子恽为蜀侯”,是在武王三年(《蜀王本纪》也作蜀侯恽),更可证不会武王元年就诛煇。《本纪》说昭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年表》作六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煇,定蜀”,把煇说成是蜀守而非蜀侯。但《甘茂传》作蜀侯煇,作蜀侯是正确的。可见《史记》牴牾太甚,是并未弄清事实的。《常志》说赧王十五年(秦昭王七年)“封其子绾为蜀侯”,三十年(秦昭王二十二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史记》就没有记蜀侯绾的事,可见《史记》的确误失很多。但《常志》又把蜀侯恽的被杀,说为是孝文王的事,就更不对了。惠王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武王元年诛蜀相壮,是在赧王四年和五年,《常志》两年的事说为都是六年,也是错的。《史记》和《常志》记蜀侯事都不明白,《本纪》说“蜀侯煇反”,说“相壮杀蜀侯来降”,可能蜀侯通也是因反而被杀的。《常志》说“疑蜀侯绾反”,蜀相壮也是反。《本纪》说“丹犁臣蜀(不是臣秦),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又可见丹犁和蜀侯反秦是有关系的,这都很奇怪。从秦灭蜀后三十年,到诛蜀侯绾才算定蜀。秦三次封的蜀侯,都是因反叛而被诛。六国和秦都不把国土来分封子弟,《史记·李斯列传》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但秦在蜀地却是几次反,又几次封,这是很难理解的。秦既置蜀相,又置蜀国守,这在当时的制度上也很特殊。但从汉代越巂、牂柯来看,很多县既有县令,又还有邑君,如钩町王之例却很不少。

《汉书·两粤传》说:“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粤……从诸侯灭秦。”这就可见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内地不同,虽设置郡县,但邑君侯王依然存在。蜀侯、蜀相之外又置守,也就是这个缘故。所说“秦封其子”,想来都是从前蜀王之子,而不是秦王之子。秦人封义渠的情形也是这样,《六国年表》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亦见《秦本纪》)。但初更五年秦又伐义渠,七年义渠败秦于李伯(见《后汉书·西羌传》),初更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见《秦本纪》)。到赧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事见《后汉书·西羌传》。从《史记·范雎列传》看,也证明灭义渠是在这一年。从秦定义渠,县义渠,又伐义渠,到义渠灭亡,经过了四十六年,时间也长,用兵次数也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乃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后汉书·公孙述传》说“邛、莋君长皆来贡献”,也是置郡县后其君长犹在。义渠、闽、粤、巴、蜀都是当时少数民族,情形也可互相证明。《史记·张仪列传》“: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战国策·秦策》也说“:蜀主更号为侯。”可证明是贬原来的蜀王为侯,后来屡次所封,都自然是蜀王的子孙,而不是秦王之子孙,是显然的事。可能是因为旧史文字简略,汉人没有搞清楚,所以《史记》自相牴牾,《华阳国志》更是根据民间传说之误,而收了一些不足信的材料入史籍。再从所封各个蜀侯的具体情况看,如果认为是秦王的子弟,是难于讲通的。惠文王十一年封公子通为蜀侯,十四年惠王卒,子武王立,《世本》言武王十九而立(《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知惠文王十一年武王十五岁,如公子通为武王弟则只能十三岁,不可便立为蜀侯。惠王十四年时只十六岁,竟因谋反被杀,也殊难理解。秦武王元年诛蜀相壮,武王三年“封子恽为蜀侯”。依《秦本纪》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武王卒),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武王明明无子,则武王所封子恽,岂能是武王的儿子。秦昭王六年诛蜀侯恽,七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秦本纪》说:昭王“三年,王冠”,昭王立时很年幼。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子孝文王立。《秦始皇本纪》说“:孝文王生五十三而立。”孝文王应该是昭王四年出生的,其次子应该是五年或六年出生的。蜀侯绾如其是孝文王之弟,受封时才一岁或二岁,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昭王二十二年蜀侯才十五六岁,又疑他谋反而杀之,这也是不可信的。公子悝和公子显都是昭王同母弟,但也仅封为高陵君、泾阳君,何以绾独封侯。同样,惠王异母弟樗里疾,于惠王初更七年称庶长疾,累建武功,虏赵庄豹、楚屈丐,乃于十二年仅封严君,在蜀严道。而繇通无功无位,以一孺子竟封蜀侯。这都是难以理解的。

《常志》又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孝文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文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使自裁。……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为蜀恽立祠,……水旱祷之。”孝文王立时年已五十三,可能有子封于蜀。但《秦本纪》说:“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孝文王在位才三日,恐来不及封其子为蜀侯,更来不及献馈和加毒,也来不及杀之。《秦本纪·索隐》引《华阳国志》:“秦封王子煇为蜀侯,蜀侯祭,归胙于王。后母疾之,加毒以进。王大怒,使司马错赐煇剑。”唐人所引作秦王不作孝文王,不作“文王大怒”,而作“王大怒”。《常志》记杀恽事在赧王十四年,于《年表》为昭王之六年。《本纪》叙此事正在昭王六年,则今本《常志》作孝文王显然有误。且蜀侯既为武王之所封,称为“子恽”,孝文王为武王之侄,孝文王之妻何得为恽之后母。若恽为昭王所诛,昭王为武王之弟,昭王之妻亦不得为恽之后母。是子恽“归胙”事显为春秋时晋骊姬、申生事之民间讹传,而常氏竟取以入《志》,是不足凭信的。再根据秦汉的制度和闽粤的实例来看,三封蜀侯,只能是蜀王的子孙。根据秦王朝的世代实际来看,蜀侯之封,绝不是秦王的子孙,而必然是蜀的子孙。

《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南越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有女名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遂败,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见有故迹。越遂服诸雒将。”这个安阳王就是开明王,明字古读芒,蜀的开明王到交趾,以音读之殊称为安阳王。秦灭蜀后,仅仅百年而秦亡,赵佗遂称南越王。此时已有蜀王之后安阳王在交趾建国,这和殷亡而箕子往朝鲜建国大致相同。安阳王王交趾事,亦见诸书所引《广州记》、《南越志》、《日南传》诸书,越南旧史亦莫不备载。盖皆来自民间传说,征诸史志,当为足信。余别有专论,此不赘述。

《十道志》说:“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秦灭的巴是姬姓,这是楚灭的巴,和《益部耆旧传》说的楚襄王灭巴子是同一件事。很可能别是一个巴子,就是楚得枳而亡的枳,其时其地都合。《常志》说巴子“,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应该是说的楚灭之巴。所谓楚得枳而国亡,即是秦拔郢都,襄王亡走陈(徙都寿春),这正在顷襄王二十一年,距秦灭巴蜀已四十年。但秦昭王二十七年,司马错从枳南入,溯舟涪水,取楚黔中,为顷襄王十九年,知楚灭巴(枳)子应在秦取黔中之前。秦取黔中,距秦灭姬姓之巴已三十六年(巴灭为楚怀王十三年)。先后是两个巴子,是显然的。楚襄王封巴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知古之铜梁在宕渠。而所谓濮江之南,应是渠河之南。或铜梁即高梁山,在梁山县。至于唐置铜梁县,是汉垫江县地,特名同耳,此非古之铜梁。平都也是这个巴子的旧都,而秦灭姬姓之巴,只能说在阆中了。

《常志》载巴郡士女,前汉十三人,阆中十一人;后汉三十九人,江州仅三人。见两汉之世,江州文化远不及阆中,足知姬姓之巴子在北而不在南。《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纪》说:“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水经·蕲水注》所说的五水蛮,即是庐江郡蛮。《涪州图经》“:其俗有夏、巴、蛮、夷,蛮则槃瓠之种。”《夔城图经》“:夷蜒居山谷,巴夏居城郭”。《北史》“:蛮之种类,盖槃瓠之后,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又说信州(白帝城)向五子王等都是蛮,“屯据三峡,遏断水路”。《寰宇记》忠州、万州、开州同有唱竹枝,二月郊外迎富的风俗,和僚人用铜鼓不同,也不是廪君系,可能都是槃瓠系。诸史所说河南王兰雒州和梁王、谯王,可能都是楚灭的巴子之后,在六朝时北入淮水建国的。元魏也迁很多蛮于六镇、秦陇,更在北方。巴子之后的蛮,活动的地区就更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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