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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的古代

2020-08-28 15:01:42 浏览:

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在元、成间为博士,可见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前,西汉时代早有蜀为黄帝子孙之说。《常志》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水经注》作颛顼,与《大戴记》、《史记》皆合,但别书亦有作帝喾者,兹不径改。《淮南子·天文》“: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原道》又说“: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是高辛、高阳互异,古籍多此类)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可和褚说相印证。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在汉西五千里之说,其地所在,也可推求。《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中,把各郡去洛阳若干里都明白注出。它说蜀郡“在洛阳西三千一百里”,可见褚说蜀王的后代是不在汉的蜀郡。它说牂柯郡“在洛阳西五千七百里”,越巂郡是“四千八百里”,益州郡是“五千六百里”。又说京兆(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除去洛阳、长安之间的里数,就看出只有在越巂之南,益州、永昌之北的地带恰好是在长安西南五千里。《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这里用唐的姚州、巂州来说蜀王后代所在,正和五千里之说相当,也证明了《谱记》亦有蜀王为黄帝子孙之说。《西南夷列传·正义》又说“:昆州、郎州等本滇国,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又说:“靡非在姚州北(靡非为靡州之误,《史记会注考证》删“非”字亦误。唐靡州在云南永北县。《旧唐书·地理志》靡州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南接姚州),去京师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可见所谓“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间当有蜀王子孙。靡莫在云南的姚州,正合五千里之数。《蜀王本纪》说“:(蜀)人萌椎髻左袵,不晓文字。”这是古代蜀人的标识。《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与滇和邛都“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正是牂柯、益州、越巂三郡也是椎结,和蜀人同,这就是《汉志》说的与巴蜀同俗。从椎结来看,蜀王子孙在益州、越巂也是对的。《西南夷列传》又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编发和椎髻显不同,蜀王的子孙可决定不在这里了。也可见与巴蜀同俗的地区,其间有许多邑君,是早期巴蜀统治者的子孙所建的国。他们和竹王、庄豪各系的子孙相杂处,也证实早期的蜀人原有南迁的事实,由民族移住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蜀封苴侯,也就是这种事例。不过蜀王的后代,在汉时只残留住在距长安西南五千里之地的孑遗了。

褚少孙所称述,“蜀王,黄帝后世也”之说,证明巴蜀古代史料在西汉时早已存在。这应该是西南邑君所传,和《史记》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是一致的,可说是同一来源。《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世本》和《帝系姓》都有汉儒增加的材料,也就是黄帝后世西南邑君所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还常来朝献于汉。一般说来,在汉代如竹王的材料,九隆的材料,当然是夜郎和哀牢所传。就是槃瓠、廪君的材料,也一定是他们本族所传。夜郎、哀牢有历史,蜀不应该没有历史。《蜀王本纪》一类资料,就是西南邑君靡莫之属家传的资料。蜀王子孙在汉时依然存在,别人就不能找些“无稽之谈”来妄称蜀的历史。尤其是蚕丛、柏濩、鱼凫、蒲泽这些名称,也不是谁能凭空杜撰的。这和班固说齐国在“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汉志》)是同样的,毫无足奇。认《蜀王本纪》是扬雄作,可能是错误,但一个著蜀古代史的人,他不能不向当时存在的蜀王后代探访,是无可怀疑的。正如杨升庵搞的《白古通》、《年运志》,是从南诏的后代找得了南诏的历史。今天从凉山彝族就可访得彝族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从《蜀王本纪》佚文和常氏《蜀志》对读,可见《常志》大部是依据《本纪》。今所见《本纪》佚文,最晚的事是汉宣帝时穿盐井。《常志》也是在这一条后,接着便总论两汉人物。常氏叙事也止于此,可见《本纪》所纪实止于此。足证这是西汉时书,可能还在扬雄稍前一点。朱逷先先生据《常志·序志》以为作《蜀王本纪》有多家,今群书所引佚文未必皆扬书;又常有异说参差,必非一书。按《隋书·经籍志》仅扬雄一家书存,征引《蜀王本纪》者皆唐宋人书,当只能根据扬雄一家。虽刘逵、裴松之、刘昭亦有所征引,但皆与唐宋人所引文同。其间所存异说,自是本书兼存异闻,《常志》亦是如此,不足为异。惟此非扬雄之作,后人误以为雄,斯不足据。《常志》首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但他先就说这是出于《洛书》。合《本纪》、《常志》来看,它纪事都有年数,这就不是民间传说所能记叙。但纪年多与《史》、《汉》不合,如惠王二十七年城成都,赧王七年司马错取楚黔中(昭王十年还要楚割黔中,昭王元年是赧王九年),秦孝文以李冰为蜀守,和他又杀蜀侯恽,此等错误不少,但其他年岁也大体能和《史》、《汉》相合。从不合处看,若是通人考订所加,就不应错误;从其相合处看,若是出于不学者之手,决不能杜撰得和《史》、《汉》相仿佛,就可能出自蜀王的家史。正和《六国年表》和各《世家》的互有参差一样,各国之史本来就不相同。春秋各国年代相合,反是后人改的。所以它能纪年,却又不免错误,即便是扬雄、常璩,也是不能擅改的。从褚氏的话来看,既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大概他们依然还称蜀王。因《正义》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他自有他的家谱,也就是《本纪》。《路史·国名记》说:“蜀山(依《全蜀艺文志》引补‘山’字),今成都,见扬子云《蜀纪》等。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详后《妃后国》。”同书《上世妃后之国》载“:蜀山,昌意娶蜀山氏,益土也。”这应该是《常志》等所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封其支庶于蜀”的说法所从出。可证蜀王为黄帝后世之说已见于《蜀王本纪》,只是清代洪、严诸家辑本遗漏了这一条。更可见《史记》、《帝系姓》“昌意娶蜀山氏女”之说,和《蜀王本纪》之说是同源的。《初学记》和《史记·夏本纪·正义》都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夏本纪》依《世本》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可见《蜀王本纪》序禹生广柔,正是序夏朝和蜀王都是昌意后代,又同在蜀。《世本》、《史记》皆说“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是后来的雅砻江。这一系列的说法,觉得都是自为一个系统,又都已为《史记》所采用。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西羌,也是为《史记》所采用。这些说法,都是后来所怀疑的。但这些所疑之处,正是另成一个系统而和正统说法相牴牾之处。《世本》、《帝系姓》采取这部分材料,与北方所传材料合在一起,自然不免矛盾可疑。但因为它是自为一系的历史,所以就更觉可贵。这里可见蜀和中原的史料分合同异之间,有共同的传说,而又有各别的传说,这就不可忽视了。它和南方材料《山海经》有些相似,却又不尽同,是更可注意的。关于蜀古代史的材料如《先蜀记》、《蜀论》之类还多,却都是这一系统,是应该与《蜀王本纪》合并研究的。这批材料中,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反而难于相信其为真正古旧史料。《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从它所称述《蜀传》的内容来研究,可以断定它就是指的《蜀王本纪》。常氏既采取了《蜀传》许多材料入他的书中,也批驳了一些材料斥而不用。其说都见于本书《序志》一篇。从这些材料中,是可看出一些史迹,其中一部分不合理的,是应当加以否定。不过常氏所承认的未必是,常氏所否定的未必非,这是有待于今天重新研究。晚周时期,秦在献公、孝公以前,还是个不很大的落后国家,它已有自己的历史。《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吴、越很小,也很落后,从《吴地记》、《会稽录》来看,也是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的。蜀也同样如此,把《巴传》等当作《山海经》和《天问》一类的材料,当作哀牢、夜郎的材料同等来看待,或不会大错。西南少数民族中旧日很多土司都有家谱,蜀王也可能有自己的家谱。藏文的吐蕃史,蒙文的蒙古史,和汉文记载有时也出入很大,但是谁也必须重视这些材料。研讨古代巴蜀历史也不能例外,这些原是珍贵的史料,是不能废弃的。

刘渊林注《蜀都赋》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古文苑》章樵注引扬雄《蜀本纪》亦有“蒲泽”。其他诸书所引,脱此“蒲泽”二字。《常志》说“:望帝更名蒲卑”。古睾字往往作皋,太皞《潜夫论》作太曎可证。可能卑即是郫字,卑误为皋,又误为泽字。《初学记》、《类聚》、《御览》引《蜀王本纪》皆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常志》作“柏灌”,“濩”是字误。从这里可见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犹之开明氏十二世都称开明,蒲泽也是一代之号,杜宇才是一人之名。章樵又引《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这正是说蚕丛、鱼凫三代各数百岁,望帝、开明就传世短促。所以扬雄《蜀都赋》说:“昔天地降生杜��(宇)密促之君。”刘逵注引《本纪》云“三万四千岁”,《御览》引作“四千岁”,显然牴牾。《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这正是驳斥《蜀王本纪》之文。常氏一再说“三千岁”应该是他所见的《蜀王本纪》只是三千岁。《御览》作“四千岁”,古书三、四字原多互误。《文选注》三万四千岁,应是后来附益上去的。从刘歆《三统历》起,才有三万六千岁之说。这是历法之言,而不是史文,可决其为后人所改。至纬书所说二百七十万年,这些更是与历史无关。《韩非子·显学》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张寿王说黄帝到西汉元凤三年是六千余岁,安陵桮育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这些不同的说法在西汉都是存在的。世俗间《蜀本纪》之类从而有三千岁的说法不足为奇,到是很可表示它是南方一系的说法。常氏又说“:周失纪纲,而蜀先生。七国皆王,蜀又称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常氏不信三千岁之说,而他却说“: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由帝喾历夏、商、周三代,即依一般用三统历之说(《世经》),也将近三千岁了,这就不免自相矛盾。《常志》既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六国年表》秦惠王四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又九年,为惠文王初更元年;初更九年,秦灭蜀。从七国相王到蜀之灭亡,仅十八年。杜宇又在开明之前,很像十八年间蜀已经十三代,在秦却只是惠文王一代。常氏对这一问题,真是太不思考了。《路史·余论》说开明传三百五十年,若以二十五年一世计算,十二世也应该三百年。《蜀王本纪》说“:望帝积百余岁。”假定杜宇的蒲卑氏为五世、六世来计算,应该是一百二十五年到一百五十年。蒲卑、开明这两代就共有五百年内外。秦灭蜀在周慎王五年,为公元前316年,上推五百年为公元前816年,是周宣王十二年。这是杜宇称帝的开始,也是周失纪纲的时期。蚕丛、柏灌、鱼凫自然更在其前了。《蜀王本纪》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那就可能相当于夏、殷、西周了。把蚕丛称王、杜宇称帝,都说为是周之叔世,是毫无是处。《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志》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可证在江水以西,才是汉人说的岷山。湔氐道为今松潘,江水以东,湔水所出,古称湔山,又称玉垒山。《史记·正义》引《谱记》云“: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又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巂州是四川的西昌,姚州是云南的大姚,可惜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帝喾子孙历虞、夏、商,和《常志》的说法相同,还可见三千岁之说并非无稽。《三代世表·索隐》又引《蜀王本纪》说:“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朱提在云南昭通,自然和蚕丛、鱼凫都不是一个部落。《舆地纪胜》卷一六四引《华阳国志》云“:荆(原误经)州有一人从井出,自号鳖灵。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杜宇神之,立为相。会巫山壅江,蜀地潴水,鳖灵遂凿巫山,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宇遂禅以位,灵嗣位,自号丛帝。”(这段材料仍然是根据《蜀王本纪》又小有异同,因今本《华阳国志》佚此文,故引于此)《水经·江水注》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也许开明溯江而上,先在南安(今乐山),又北上至广都(今双流),后移成都。这显然是从南安北上,与此前杜宇的部族相代替。《蜀王本纪》说: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时蜀民稀少。”又说“: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这一资料,可理解为鱼凫是一个部族,为杜宇别部族所侵,遂退入西山,它的部民也随之而去,这就是“民亦随王化去”。后来这些部民又从山中出来归附了杜宇,这就是“化民往往复出”。后开明又侵逐望帝。似可认为鱼凫、杜宇、开明的相代禅,是不同部族的代禅。鱼凫田于湔山仙去,望帝升西山隐焉,秦灭开明时“,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他们在失掉成都平原后,都入西山。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是又西南下而建国去了。

《常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汉志》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这是邛民的区域。在越巂郡又有邛都县,有邛池泽,应劭说“:故邛都国也。”《常志》“:邛崃山,本名邛莋山(原脱‘山’字,据《西南夷列传·正义》补),故邛人、莋人界也。”(刘昭注《郡国志》引)由《西南夷列传》看来,邛是越巂郡,莋在沈黎郡(即汉嘉郡),可能是临邛的邛民南徙越巂去了。越巂也有定莋、大莋、莋秦各县,也可能是莋人由沈黎南迁去的。《汉志》蜀郡有旄牛县,但《后汉书》说“: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这是旄牛也由沈黎南徙越巂。在三国时重开旄牛道招降旄牛王的,也是越巂太守张嶷而不是另一个汉嘉太守,都可见在北边的小部落有继续南徙的情形。《常志》说:“僰道县,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常志》又说“:阐县,故邛人邑。“”会无县……故濮人邑也。”濮原在巴境,但后来也到越巂,这和“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是先后一致的。这和很大的地区都与巴蜀同俗,是有关联的。

蜀在梁州,梁州以外还别有个蜀。《逸周书·世俘》说“: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磿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不过五天,往伐蜀的将领就已经回来了。这显然不是梁州的蜀,而是距离牧野不远的蜀;也就不是从武王伐纣的蜀,而是与纣同党的蜀。这必然别是一个蜀。决无刚刚败殷于牧野的几天之后,就来伐自己伙伴的道理。梁州以外既别有个蜀,还有一些有关巴蜀的远古资料,也只好存而不论。《天问》“桀伐蒙山”的材料也只能付之阙疑。“肇于人皇”之说也就更不必谈。常氏《巴志》所引《洛书》人皇兄弟九人之说就更是荒谬,常氏反信之不疑,倒是奇怪。

蜀是个古国“,历夏、商、周”,是常道将所承认的。他却又反对三千岁的说法,真使人不解。四川最早就见于《禹贡》,在这篇书里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既艺,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郑康成注说“:《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冢山在汉阳西。”又说“:沱、潛二水亦谓自江、汉出者。《地理志》在今郫县。……潛盖汉,西出?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即为西汉水也。”“蔡、蒙在汉嘉县。“”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凡郑所称《地理志》多非班书,而与司马彪《郡国志》同,应当是东汉的《地理志》,在《东观汉记》内,司马与郑同用此书)。西汉水就是嘉陵江,桓水也可以说是白龙江。从这一些地名,可以看出《禹贡》的梁州,偏在今四川的西北,这是最早开拓的地方。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都未提及,那是未开拓的。也可见这个开拓区是很小。如《禹贡》说“:岷山之阳,至于衡山。”“㟭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这可说对西南地区知道的实在不多,而又显然有错误。《禹贡》又说:“导?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可见作《禹贡》的人对东西汉水之间的大巴山区是全不知道的,所以对荆州的西部也一字不提。这说明㟭、以南的蔡、蒙(在雅安名山)地区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才是最先开拓区域,这正是蜀的范围。后来的学者往往以为《周官》没有梁州,而说秦灭巴蜀,四川和中原才有交通,因之定《禹贡》为秦后所作。其实武王伐纣,《牧誓》就说有庸、蜀、羌、髳,《左传》也载詹桓伯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逸周书·王会》说成王时“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来朝贡,这不能说周时没有巴、蜀。孙诒让就说过周把梁州一部分划入雍州、一部分划入荆州(见《周礼正义·职方》),这是正确的。秦人灭了巴、蜀,《吕览》的九州反没有梁州。汉从汉中、巴、蜀统一全国,《淮南子》书中也没有梁州。我们是不能据《吕览》、《淮南》序九州没有梁州,就说秦、汉都没有巴、蜀。从《禹贡》以后,梁州的确和中原的接触不多。这是因为四川偏在西南,和中原容易脱节,这是很正常的。正如汉代开拓西南,牂柯、益州(建宁)、越巂、永昌都置郡县,有好几百年,但在晋以后把这些地方都隔绝了。直到元代灭大理又才在云南设置州县。假若只据明清的云南省来看,因之说两汉、三国时不曾有过益州、永昌诸郡,这是讲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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