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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黔中

2020-08-28 14:59:56 浏览:

《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张守节《正义》说: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这是分巴渝、黔中为二,自古未闻渝州为楚所有。《常志》说:张仪“取巴,执王以归,……仪城江州。”可见巴到灭亡之时犹有江州,自然楚不得有渝州之地。顾观光疑“巴黔中”一语,因之毫无根据的就改巴为巫,而为“巫黔中”。也是因为孝公时巴国尚存,楚自不能有巴,所以才发生这些异义。杜佑《通典》说:唐“黔中郡(治今彭水)……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谓之五溪,秦属黔中郡。”又说“:宁夷郡(今酉阳等地)……历代土地与黔中郡同。”彭水、酉阳都在四川,汉属巴郡,可见巴的境内原有黔中。颜师古注《西南夷列传》“巴黔中”一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这说明在川境之黔中,原为巴人之黔中。

巴黔中

《秦本纪》说:楚“南有巴黔中”,正是楚夺了巴人黔中地,所以称巴黔中。《常志》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括地志》说“: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也。江关,今夔州鱼腹县南二十里江南岸对白帝城是。扞关,今峡州巴山县界。”(《通鉴地理通释》卷十、《战国策地名考》卷六)唐时永安在今长寿县,鱼腹在今奉节县。可见长寿以东、大江之南,在秦孝公时已皆为楚地,这原来是巴的黔中之地。

自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始为异义,他说:“黔州本汉涪陵县,……晋永嘉后地没蛮夷。经二百五十六年,至宇文周保定四年,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其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郡犬牙难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而今(谓唐)黔中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东注洞庭湖,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自是以后,宋白、胡三省及清之顾景范、全祖望等,尽皆祖述其说,只以汉之武陵在今湖南者为秦黔中,汉之涪陵在今四川者不得为古黔中。一似北周名涪陵为黔中,是毫无历史根据。但《常志》说: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涪陵有黔名,东晋人还这样说,就不能认为周、隋都没有根据。况《通典》说“:黔中郡,黔州……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唐黔中郡治今彭水县,只能用汉的涪陵来解释,而决不能用汉的武陵来解释(详辨见下)。杜佑、颜师古而外,张守节在《秦本纪》释黔中云“:今黔府也。”释“及江南为黔中郡”引《括地志》说“: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是把辰州和涪陵都认为古黔中,这本是不错的。因为司马错先已拔楚黔中,后来张若又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所以他就以辰州和黔府两处并举。《御览》卷一七一引《十道志》也说“:黔州黔中郡……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可见唐人都说涪陵为楚黔中地,这即是巴黔中。李吉甫以后,才认涪陵不得为黔中。唐时于黔州置都督府,故诸家又称黔府。司马错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当时郡治可能在枳,即今涪陵。张若取江南地为黔中郡,在后为辰州,因汉武陵郡在辰州就说秦黔中在此,似为后来之误。

《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楚威王时(今本《常志》也说威王,颜注《汉书》和《史记·正义》引《常氏》和范氏《后汉书》、《水经注》都作顷襄王),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这里两次说巴黔中,和《秦本纪》是相合的。颜师古注《西南夷列传》“巴黔中”一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唐的黔州治今彭水,也就是汉的涪陵。颜和张守节、杜佑诸家的解释是一致的。从这一水道更可看清司马错取楚黔中那回事了。常氏《巴志》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

”又说“: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溯舟(旧作析丹,今从《水经·江水注》校改,但刘昭注《郡国志》引《常志》仍作析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商於地为黔中郡也。”《蜀志》又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合三处的文字来看,这里的浮江伐楚,是溯舟涪水,是从黔江去的。可知巴涪水正是说巴的涪水,也就是今之乌江。涪水的上游遵义一带都是黔中,就说明楚黔中一地不仅限于汉之武陵,而是包括了今遵义一带一大片地区。明是汉的武陵郡小于秦楚的黔中郡。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当是秦的兵力早已及于滇境,应该就是司马错取楚巴黔中的事。秦已有滇池地区,所以《刀剑录》把滇说为黔中。

《秦本纪》惠文王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时为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史记·张仪列传》载:“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怀王说:“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楚世家》作秦约“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秦本纪》昭王十年(《六国年表》在八年,即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楚世家》说: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秦已得巴蜀,就希望得到黔中。这自然是指在西的巴黔中,和巴蜀是接境的。《秦本纪》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这是在秦灭巴蜀以后三十六年的事。因两次要求楚割让黔中不可得,遂以兵侵略取之,这是司马错的事。这是在西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涪陵。到昭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在东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武陵,这是张若的事。地方是两部分,前后用兵是两次,攻取是两人,显然是有分别的。再看这一段时间,秦人在东面对楚用兵的进展,是次第自北而南。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今南阳)。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西陵。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亡走陈。三十年,张若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在白起从内乡、南阳攻取楚地到宜昌、江陵以后,自然才有攻取武陵的可能。《白起列传》说他“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显然是白起、张若同时进兵。就可见秦人在东面的兵力没有攻到江陵、宜昌以前,是无法取得江南黔中(武陵)的。就更可看出《张仪列传》和《楚世家》两次所说秦要割黔中,是西面涪陵的黔中,而不是东面武陵的黔中。《常志》“南极黔涪”一语,在这里更可证明。司马错取的是西部黔中,是涪陵;张若取的是东部黔中,是武陵;本是先后两事也清楚了。《楚世家》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即秦昭王三十年)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六国年表》只说“秦拔我巫黔中”,无“复”字。这是后来校书的人只看见秦两次取黔中,不知本来是两部分地方。却在《楚世家》妄加了个“复”字。《年表》无复字是正确的。司马错用十万之众,溯舟涪水,这样的大兵是向西而不是向东。秦在滇置吏,就是这次大军远征的结果。《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楚巫郡。”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土地,施南以西的巴黔中,更显然是巴国了。颜师古的《注》是不错的。《水经·沅水注》说:“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可见武陵郡是黔中的一部分。汉的涪陵、武陵,在六国时俱名黔中,涪陵这部分黔中原是巴子国地。所以《常志》说“涪陵本巴之南鄙”,颜师古说“黔中其地本巴人也”。因为原是巴人之地,后为楚有,就称之为巴黔中,以别于武陵之楚黔中。巴黔中又为秦所夺,就称之为楚巴黔中。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前后分得极为清楚。牂柯其俗与巴蜀同,可以说明这就是巴的境土,就是巴黔中。汉中上庸是巴地,施州及其以北直到房州,凡枝江以西皆楚的巫郡,也是巴地。施州以西,汉的牂柯,也是巴地。这就说明巴、蜀两国的土地,都不限于今天的川境。

秦时的巴郡,比之六国时的巴国,就小了很多。北面的汉中郡,大部分是巴地。把楚的巫郡并入黔中(汉时才并入南郡)的部分,也是巴地。把巴黔中也并入了黔中郡。到汉高帝又分巴、蜀置广汉郡,汉武帝又分巴、蜀置犍为郡,汉的巴郡比之秦的巴郡就又小了一些。《西南夷列传》说“: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可见汉初对滇和夜郎诸国都放弃了,到汉武帝又才恢复。秦分巴、蜀置汉中郡,未置汉中郡之前,汉中就是巴蜀。汉分巴、蜀置广汉郡,又分广汉置武都郡;未置武都之前,武都即广汉地,广汉也即是巴蜀。分巴、蜀置犍为,又分犍为置牂柯;未置牂柯之前,牂柯即犍为地,犍为即是巴蜀。大体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汉的牂柯、益州南境都很远,巴、蜀的国境是不能这样远的。汉先置的牂柯是在元鼎六年,地方并不甚大。到昭帝元凤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然后牂柯郡就大得多了。《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郭璞注“:镡城县今属武陵。”郝懿行《笺疏》说“:《水经》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入江。“”此经言象郡镡城,则知秦时镡城属象郡矣。”《海内东经》又说:“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笺疏》说“:即豚水也,《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东至广郁。……《水经注》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毕沅《山海经校注》亦大略相同,以此知秦时象郡属地所至,并且说“:此(指《山海经》)秦人书也。”《汉书·高帝纪》臣瓒注引《茂陵书》说“:象郡治临尘县,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两《汉志》郁林郡都有临尘县,这是象郡治所。《续汉郡国志·注》说郁林在“洛阳南六千五百里”,就显然看出《茂陵书》“万七千五百里”的“万”字是衍文。可见汉在元凤五年后把象郡一部分划入郁林,一部分划入武陵,一部分划入牂柯,原来沅水、郁水流域都不属于牂柯郡而是属于象郡。原来的牂柯,只是乌江流域贵阳以北地区。巴人的南境应该限于这一地带,即是秦的黔中郡。可能是西至威宁南至贵阳就是巴黔中。秦开百越置南海、象郡、桂林,象郡是越地。蜀国南接于越,足见北盘江以南和巂、昆明都不在蜀国境内。汉罢象郡,也可能划一部分入益州郡,和划一部分入武陵郡一样,只是《昭帝纪》都略而未言。蜀的西南境也可大略看出一个界至,而不是整个《汉书·地理志》的益州郡。从《汉志》看,益州郡二十四县,牂柯郡十七县,这四十一县不是很均匀地分布在两郡广大地区,而是约略可分为五组,若干县密集在一块为一组,其余都是虚旷之地,并未置县。五组之间是隔绝分离的。

(一)益州的邪龙、叶榆、不韦、云南、巂唐、比苏这六县是一组,这是汉代把编发随畜移徙的巂、昆明并入益州郡而设置的,是西部都尉所领。后汉别置永昌郡了。

(二)滇池、双柏、连然、俞元、谷昌、秦臧、昆泽、律高、贲古、毋棳、胜休、建伶十二县和牂柯的同并、漏江、毋单三县,它们又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滇王的区域。

(三)牂柯的夜郎、谈稿、宛温和益州的同劳、铜濑、收靡、味共七县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夜郎王的区域,夜郎县设有都尉。

(四)牂柯的故且兰、平夷、鄨、谈指四县密集在一块,这应该是且兰王的区域。《元和志》说播州是且兰,是合理的。这一组就是现今遵义一带。清人驳斥《元和志》,是不可信据的。平夷在仁怀(《读史方舆纪要》说),各家又把唐以后的平夷县去解释汉的平夷县,这也没有根据。从《常志》、《晋志》看,平夷郡都有鄨县,它就不能去鄨水很远。其他如毋敛、镡封、漏卧距以上各组都比较远,而接近于郁林郡界,这显然是象郡区域了。至于牂柯的钩町、都梦、西随、进桑各县和益州的来唯县,也是和上列各组隔绝孤悬得更远,可说是第五组。都是处于益州、牂柯的南边,是和郁林郡接壤的地带,而去原来象郡的郡治临尘要近些,更显然是象郡的区域了。这就可说今贵州的黄平、独山、安顺、兴义一线,和云南的罗平、蒙自、元江一线,在它以南大体是属于象郡。这一线以北才是巴蜀区域的南疆。沅水、豚水的上游还是巴蜀境,不可能把整个两水流域都列为象郡。益州郡守治滇池,它的西部都尉后别为永昌郡。牂柯郡守治且兰,别有都尉治夜郎,又有南部都尉治进桑,这也正是把两郡分为五组。漏卧、钩町等接邻郁林各县,可以认为是象郡,是越人。他们和夜郎、滇人是不一致的。《汉书·西南夷传》载“:昭帝始元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吕辟胡、王平、田广民等)大破益州。……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立亡波为钩町王。”“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这是越人和与巴蜀同俗的牂柯、益州人之间原有矛盾,也就有些冲突。后来蜀汉时的牂柯、益州、越巂三郡孟获、高定反蜀降吴,于是有诸葛亮南征。独永昌郡的吕凯是反吴附蜀、是和三郡对抗的。这就是因为他是编发之民,和三郡椎结之民本有差别。先后的事是同样的(别有详论),所以钩町侯为汉击反者。王先谦说:“钩町县当在宝宁、百色、泗城、镇安之间”(见《汉志·补注》)。顾祖禹说“漏卧在罗平州南”,和钩町近,和夜郎远。可知进桑的南部都尉,就是专来处理越人的。益州的来唯和西随、进桑近,应该同是象郡越人之地。《常志》说蜀“南接于越”,显然就在这些地带。但汉代益州、牂柯各郡四十余县确在今云贵两省何处,清人考论各不相同,这应该结合汉、晋、宋、齐的郡县来考,结合兄弟民族分布地区来考,不能专依《水经注》来作结论,才可能更合理些。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巴蜀的区域前后变更很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他们对巴蜀两国的关系如何,都还应深入探讨。总的说来,犍为是因为夜郎的内附,武都是因为白马的内附,自然比之汉初是有所开拓。但比之于秦,只能是恢复了。汉武帝对瓯闽、两粤、燕代边境的开拓,都不过是恢复秦的土宇,也是同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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